荣鸿琪  (半秦人)

　　在近百年巨大的社会变迁中，在相对比较偏僻、落后的四川省中江县石泉乡，普通一家的三代人如何求得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如何在各种各样的逆境中顽强与命运抗争并最终能够脱颖而出？德阳市现已74岁的女作家吴映兰以《我的平凡人生》文中1-27节为我们展示了一个鲜活的样本。吴映兰以第一人称，真情实感，准确细节，流畅文笔，分了27个小标题并配照（画）写出了她的祖辈（尤其祖母)，父辈及自身姐弟、夫妻生活中的一个又一个有机相联的小故事——其中有详尽、客观的情节描写，又有令人信服的抒情与评论，读来令人掩卷沉思。　　　　

　　一、奶奶的铜烟竿与妈妈的绣花针。　　　　

　　吴映兰的祖辈和父母是如何在社会变迁中求得自身和家人生存与发展的呢？吴映兰写到其祖母刘清贞一生的生活历程时，四次提到一个“老物件”——（水烟）铜烟竿，写到其父母尤其是其母章清芬时提到了一种“老工艺”——蜀绣绣花针。

　　刘清贞(1905—1980年)，她一生历经了“清末民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后”和“10年文革”--三次较大的社会变迁。她的原生家庭在中江平坝地区，推想应是比较宽裕的农家。只因时蜀中鸦片流行，其兄长染上此好导致败家，卖田卖地家徒四壁。在败家中之刘清贞以纺纱织布求得生活上自立，以“侄女随姑”的名义抵制了可能面临终身不幸的婚烟，第一次在逆境中求得了生存。她18岁嫁到石泉乡与吴映兰之祖父吴明远成婚后，不仅生了可爱的一双儿女，而且协助丈夫开办“吴家京果铺”。由于该店铺口岸处于石泉乡小街，四乡八邻在山乡(三县交界)买糕饼糖果在此近便，加又有来往客商，闻知“吴家”糕点真材实料，精工细作，香甜可口，包装精美，买家渐多，故产品畅销不衰，渐渐有了名气。谁料正当小日子蒸蒸日上之时，吴明远突染疾病身亡。时刘清贞仅26岁，膝下儿女仅3岁、1岁。孤儿寡母的日子怎么过下去？自家的“京果铺”如何经营？这两副重担一下子全落在刘清贞肩上。为了求生存，刘清贞每天三更天（早2点左右）起床，和面粉，做糖馅，烤点心，蒸糕饼，到天亮时，柜台上的糖果甜香已弥漫了石泉小街，加之刘清贞乐善好施，和气生财，在丈夫去逝后坚强勤劳，硬是把仅3岁和1岁的一双儿女抚养成人，还把儿子送到县城“国立中学”读书，这在当时的石泉乡极为少有。做为一名年轻寡妇，她面对民团总干事的骚扰，当众求乡亲们评理，跪倒在族长及众乡绅面前哭诉、抗争；她在被绑匪挟持时丢下常用的铜烟杆报警获救……。在1948年，她用省吃俭用累积之财买下了平凉沟的田和18亩山坡地，因家中缺乏劳力，只好租给佃户耕种。尽管在后来的“土改”中，因有20多亩山坡地和冬水田，又经营着“吴家京果糕点铺”，她被划为“工商业兼地主成份”，但仅就一个乡间寡妇而言，能在那么艰难无助的情况下经过20年的自强自立，振兴家业，育子成人，求得了自身的生存与发展，获得了乡邻的敬重，是何等地难能可贵。她的儿子为了不当伪乡政府的“团练队长”与新生政权对抗而躲出去，她自己在土地被分，店铺充公时一直在服从、顺应了历史潮流变迁；为了不影响子孙的前途，她在晚年要求单过。刘清贞处处是为了求得自己一家人的平安与成长，顺势而行，确实值得后辈儿孙敬仰。1980年5月，已经是“公务员”的吴映兰在听到其祖母病重已进入弥留之际请假赶回家中。此时，刘清贞“只是睁眼看了我一眼便再没有醒来，我伏在奶奶的身边痛哭了一场，还亲手制作了一个大花圈把奶奶送上山。”——吴映兰在《我的平凡人生》第19节《祖母的苦难》中这样写道。按中国人的传统道德来看，吴映兰在祖母去世赶回家中痛哭并在文中追述，合乎天理人情，留下珍贵记忆。但要看到：此时已是1980年夏，吴映兰后来依然能入党、获提拔，她写的文章已获得包括笔者本人及广大读者认可和深思。但假若此事发生在上世纪50年代或60年代，“以阶级斗争为纲”、“唯成份论”，地主成份的祖母去世吴映兰去哭，对她可能会有什么影响?历史上确实有因哭母去世而获“罪名”的呀!1980年夏，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以后。“实事求是”为核心的党的思想政治路线指引下，那一段特殊年代中的种种“奇谈怪论”再也没有相信了。

　　吴映兰在文中描写了她的祖母与水烟铜烟杆的“缘份”——她老人家在辛劳之后抽烟是欣慰享受，在被绑架时舍它是为了获得营救，在挨饿得病时卖它是为了买几斤米，在临辞世前又看到它是视它为一生相伴的“宿命”。在文中，吴映兰又描写了她的母亲以巧手绣花制日用工艺品助丈夫渡过灾祸和家人缺衣少食的难关的往事。细读这些章节，我深深地为蜀中妇女的坚贞、灵巧所感叹——在这个家中，“奶奶”是主心骨，爸爸是个有公职的文化人，妈妈是顶梁柱。无论社会怎么变迁，百姓人家为求生存，求发展总有办法克服种种困难，一年又一年，一代又一代地繁衍、生长，一代更比一代强。历史的车轮总是滚滚向前。百姓人家希望过好日子的追求天经地义。“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真正动力。”　　　　

　　二、吴映兰在逆境中自身的求学，求发展历程及对“文学梦”的实现。　　　　

　　做为一个“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青少年，吴映兰所亲身经历的求学、求发展之路与其所处的社会环境密不可分。在她的青少年时代，一顶“地主家庭”出身的大帽子使她在求学、求发展之路上很难获得社会的公平待遇。做为史上公认的“老三届”中学生，她应该是“初68级”——从小学毕业在“民办中学”刚读了不到一年，也只有13岁就被迫返乡务农。之后的如“加入红卫兵”、“加入共青团”、“招工、招干、参军”、“升学”甚至“分救济粮”都受到因家庭出身所带来的种种社会歧视。但正是在这种社会环境下，吴映兰在少年时逢书便读，有感便写，在修人民渠时主动参加宣传队，自编自演形式多样的民间文艺节目。她在艰苦自学的基础上，从写一些顺口溜开始，积极向县广播电台、文化馆投稿，又参加两单位举办的“创作培训班”；渐渐地，她到中江县及附近6县(市)参加了“文艺创作会”；在绵阳地区参会期间聆听了周克芹等大作家讲课。此时，社会变迁已进入“拨乱反正，改革开放”时期，科学的春天来了。吴映兰坚持不懈的学习与文艺创作使她在同龄人中脱颖而出：她不是“红卫兵”，却能在电台上讲革命小故事《一块银元》，在各项政治活动中越来越活跃。她终于在文学创作中找到了艰难人生的突破口。“文学创作之路是一条艰难而又漫长的路”。也许，在吴晓兰才10几岁在乡间自学、苦练、积极参加各种社会动和主功投稿时不能预料这条路能否走通，但苍天不负有心人，她终于读了大学(尽管是“畜牧专业”)，考上公务员，调到“县科协”工作……，成为同龄人的佼佼者。其间的每一步都很难，如果稍有退缩就可能失去机会。她在艰难求索中有过迷茫，遇到过“替换(读书机会)的阴谋”；经历过基层工作的历练，亲身体会并深入了解到乡、村中百姓生活的真情实感。正是不断地坚持学习、写作，使她在种种社会不公的歧视中获得了文学成就。切身的种种感受使她的文章充满沧桑感。恰如清人赵翼诗云：“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今天，我们从吴映兰《我的平凡人生》1-27节中读到了其祖母、其父母，中江县石泉乡的种种真实、细致的描写，联想到社会变迁与个人命运这一哲学思考。从某种角度看，我们不禁感叹：假如吴映兰没有对其故乡变迁、家族了解和岁月洗礼，假如她没有经过在“10年文革”中经历“失学的迷茫”、“家庭出身的歧视”中坚持追逐自己的“文学梦”，假如她在晚年不拿起笔来，以分章节、小标题的长文认真回顾《我的平凡人生》，那么，今天我们也许就看不到这一家山乡中的百姓三代在清末民初、新中国建国前后，各项政治运动尤其是“大炼钢铁”、“过粮食关”、“10年文革”所经历的生活细节、情感世界。环顾今日之文史界，我们现在所看到、听到的“历史事实”，往往是“大人物”、“粗线条”、“标签式概念”，缺乏毛主席指出的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缺乏对鲜活人物尤其是各种“小人物”的日常生活，真情实感连续、深入地展现。但吴映兰《我的平凡人生》写到了其祖母、父亲和母亲，真实地记下了她从14岁到24岁在故乡中江县石泉乡所亲身经历的10年文革。她以第6、8、9三节——《文化大革命》、《疯狂的岁月》、《惨烈的武斗》从不同侧面为世人留下了对那样一场波及全国、影响几代人命运的政治运动的真实感受与具体分析。例如：在红卫兵小将要在“破四旧”中损坏石泉乡的“万寿桥”(此桥是该乡连通广汉、成都的交通要道。建于清乾隆59年，系全石拱桥，既实用又有历史文化底蕴，为当地一景观)，一位80多岁在乡场上很有威望的大爷拄着拐杖挡在桥头上不准拆。他说：“只有修桥补路，那能过河拆桥”。就这样，老大爷代表了乡间的百姓、以老命抗争护住了万寿桥。也正是吴映兰在文中记下了这个细节，才使我们在时隔60年后了解到了当时百姓对于那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端之举的真实感受。再例如：“1968年4月25日至5月15日，一系列大型武斗在中江县展开，广福太阳山大会战聚集上万人参加，持续21天，双方不仅使用了轻重武器，还动用了毒气弹，造成双方几百人伤亡。”在“武斗”盛行时，一直躲避武斗的吴永正(即吴映兰之父)在县川剧团突然被造反派定为“镇反”对象而被捕，其母、妻即作为罪犯家属被监管，只有时年仅15岁的吴映兰只身一人从石泉乡步行至县城探望。但她去了一天也未见到人，饥饿绝望迫使她又在天黑前走50余里山路赶回家，编谎话告诉提心吊胆的祖母与母亲。直到20多天后，吴永正才从看守所无罪释放恢复了工作。在这件事的过程中，吴映兰少年时的心理活动在她的文章中充分展示。在“10年文革”中全国、全省各地的惨烈武斗造成了多少人伤亡，多少人受冤，多少家庭担忧惊吓，多少老幼心理创伤……。在文中，我们看到，直到吴映兰经过不断努力已经成为“公务员”之后，在与其夫相识、相恋时，也有因为“家庭出身”、“10年文革遭遇”相似而相惜的因素，可见那一系列政治运动对广大百姓生活、生存、发展甚至子孙后代成长的影响之深。类似吴映兰人生经历的例证在全国上下数不胜数。现在，如果对一个15岁的孩子讲类似吴映兰在59年前，步行从山乡到县城“牛棚”探父的往事，又不知这些孩子是否会相信，又该怎样理解当时那个社会状况？吴映兰《我的平凡人生》1-27节，不仅涉及到“社会变迁与个人命运”这个大题目，而且也如实地见证了她一家三代人所亲身经历的社会环境、社会变迁；既是文学作品，也是史学记录；既是个人、家庭反映，也是社会、群体反映。随着岁月积淀与受众范围扩展，其影响与意义将进一步展现，必然为我们珍惜来之不易的当下，教育子孙成长提供极好的借鉴。

　　这正是：“《平凡人生》写春秋，百年三代诉山幽；蜀中儿女多奇志，命运面前不低头。”“山乡有人物，岁月有诗歌。若要知兴衰，勤翻青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