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鸿琪（半秦人）

　　一、自秦始皇“统一货币”至今，以金、银、铜、纸不同材质的各种货币由大一统的国家垄断其原材料来源、制作、发行、流通、回收的制度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疆域辽阔、经济发展地区差异很大的多民族国家内延续了2000多年，这种社会现象是一种世界奇观。其中，中国“铜钱”的存在史实尤其令人瞩目。　　　　

　“百代都行秦政法”。——这是开国领袖毛泽东1973年月5日创作的诗《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中的一句话，也是对我国自封建社会的秦王朝发展至今漫长、曲折历史的客观回顾和总结。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后，采取了一系列巩固中央集权制国家形态的措施：统一文字(书同文)，统一货币(币同制)，统一度量衡(度同制)，车同轨，行政管理实行“郡县制”，修筑驰道和直道，修建长城，北击匈奴，南征百越，加强思想控制(焚书坑儒)。

　　秦之前，在华夏大地上，战国争雄，货币形态混乱，币值不稳定：在“楚”等六国有“刀币”“布币”“蚁鼻钱”、“龟贝币”等多种材质和形态；在某些少数民族地区，甚至有“茶砖”之类的“准货币”。公元前210年，即秦始皇立国不久，就坚决全面地“废除之前形态各异、单位混乱的货币，在全国各地推行以‘金’，‘铜’铸造之‘秦半两’钱为核心的统一货币制度”。其主要内容有：　　　　

　　（一）确立币之等级、形制、大小、钱文。

　　1、确定两种货币等级。上币：黄金，单位为“镒”——一镒等于20两；下币：铜钱，即“秦半两”，法定重量为12铁（约合8克）。钱文铸“半两”二字，代表其重量价值。显然，上币贵而少，大量铸造并在民间流通的是下币铜钱——此为中国统一制造、流通的“铜钱”之始祖也！2、统一形制：“秦半两”采用圆形方孔设计。“外圆”象征天圆，“内方”象征地方，体现皇权天授，天人合一的宇宙观。3、钱径一般3.2至3.4厘米，重约8克，无内外廓，背平素，钱文为“小篆”（相传是秦李斯书写）。　　　　

　　（二）垄断铸币权。

　　　1、严禁私人铸币。将货币制造权收归国家，从源头上杜绝钱币私铸和币值混乱。2、设立“金布”官署，统一管理财政与货币流通，并通过《金布律》等法律，规范钱币的收储、使用和兑换标准(设制“权钱”即铸钱衡量标准。3、废除旧币。原六国使用的珠玉、龟贝、银锡等货币一律不得再次充当货币，仅准许个人用于器饰或作为宝藏。由于“秦半两”（下币）系铜铸，于是，全国各地“铜矿”的勘测、开矿权也就渐显示出其在“铸币权”争夺战的地位。作为国家铸币来源之铜矿山，必须同时具备三个条件：一是储量大，可持续开采，能满足全国铸币时的天量需求，无断供的风险。二是品位高、纯净度高的富矿，铜料纯度高，共生矿中的杂质少，保证所铸钱币分量足、成色好，才能保证货币的信用度和流通时间，并从源头上杜绝私铸。三是区位安全，尽量远离“战乱、边远”之地，能够保证由朝廷直接管辖，监督、调运安全、方便。回顾自秦“统一货币”至清末仍在铸造“铜钱”的历史，关于“古铜山”及“铜钱”文化也就成为了一个看似司空见惯实则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话题。　　　　

　　二、国内有几处主要是用以铸“铜钱”的“古铜山”?其得名的成因是什么?

　　虽然从总体上看：自秦始皇“统一货币”至今，“百代都行秦政法”。但历史的发展中总有些例外，总有些曲折。就“铜钱”铸造而言：在历朝历代尤其是汉朝及清朝时，诸侯国(藩王国)甚至某些个人开矿铸钱，确实存在着令人触目惊心的案例：

　（一）、“吴钱”、“邓氏钱”出现中的“吴地铜山”、“蜀郡铜山”。

　　汉文帝时的“吴地”即诸侯王刘濞封地在今江苏、安徽、江西一带。他依托近海煮盐、私铸“汉币”——汉承秦制，“汉五铢钱”主要特征与“秦半两”相似，积累了巨额财富。至汉景帝时，他依托雄厚财力，召募国内14-62岁男丁为兵计20万人，又联楚王刘戊、赵王刘遂、胶西王刘邛、胶东王刘雄渠、淄川王刘贤、济南王刘辟，打着“清君侧”的旗号，形成“七王之乱”并自称帝……。这场叛乱势大，但时不长。虽然最终被汉景帝在能臣捍将支持下平定，但对汉王朝国家财政、金融格局的“大一统”提出了严重的挑战——诸侯王不但有相对独立的财政税收权，而且有占矿铸币之权。要维护“大一统”的中央集权体制，就不能容许此种状况生存。故“吴地”中的“豫章郡铜山、仪征铜山，徐州铜山(今利国驿一带)”渐渐被收归汉景帝政权直辖。然而，几乎与诸侯占铜矿铸铜钱同时，又出现了皇帝赐宠臣铜山并允许其开矿铸钱的怪象，这就是史有明确记载并在民间广为流传之汉文帝与宠臣邓通的故事——在汉文帝“赐通巨万以十数，官至上大夫，更赐蜀严道铜山得自铸钱……。”（见《史记》《佞幸列传》以后，在今四川荥经县大相岭南坡至雅安一带即汉代邛都国区域严道铜山，又出现了一个空前绝后的宠臣邓通。汉文帝允许其在“蜀郡严道铜山自铸钱”，属于国家经济主权的重大过渡，不仅让邓通个人“富可敌国”，瓜分国家财富，而且冲击了自秦始皇始即确定的“统一货币”的国家体制,埋下了个人亦可如同诸侯国一样开矿铸钱的隐患。翻开封建社会两千多年历史,似乎没有看到能够如同宠臣邓通一样拥有国家“印钞机”而致富的第二人。多少年来,围绕“富人邓通”戏剧性的人生评说甚多,连太史公也将其列为“佞臣”批判。不过我认为：邓通起初仅是一个来自今四川乐山在皇宫中参与划船之“黄头郎”,并不具备入朝为官的基本条件。是汉文帝任性而为，以个人感情任人唯亲，在已经给他封官（“上大夫”）重赏之后,竟允许他在“蜀郡严道铜山”开矿铸钱,危害国家金融大局,责在文帝。邓通纵为“佞臣”,也是文帝所任。蜀郡严道铜山在历史上也许储量丰富品位高,但要将铸好“铜钱”运至长安验收后发行全国，交通不便,并不易将此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举措纳入朝廷直接监管的范围。邓通在“蜀郡”持皇命开矿铸钱,山高皇帝远,他的行为当地官员百姓不敢过问,更谈不上监管。致使邓通及其党羽肆意妄为，据中江籍文史学者吴映兰女士考证：邓通不断扩大采铜范围，不但有“严道铜山”，而且有今中江县广福镇境内之“铜山”，还将今金堂县（古“金水县”）铜官山纳入自己属地。他的作为引起了当地村民反抗，发生双方械斗。时已是汉景帝临朝，知之严查。故邓通得宠20年、享荣华富贵23年中,富可敌国——显然在拥有“开矿铸钱权”之后存在着中饱私囊之举。至汉景帝将其罢官后抄家,仍不能弥补被查出来的铸钱亏空。而邓通因获“蜀郡严道铜山”后,拥有独立的开采、冶炼、铸造及发行货币权力,所铸钱币够与当时吴王刘濞铸造之钱可分庭抗礼,形成了“吴邓钱布天下”局面。金融如此混乱,完全失去了秦“统一货币”时（由朝廷直接）“垄断铸币权”的基本准则。邓通死地是何处?有人说是当时汉京城长安即今陕西省西安市——被免官并籍没家产并禁人施舍后，“饿死于长安”,但其墓地据“百度百科”明确标注为“墓地：铜山镇”。据中江籍文史学者吴映兰女士实地考证：“邓通在长安落魄后偷跑至四川中江（古铜山）期望东山再起但却身无分文。加之连日暴雨，中江县广福镇境内玉江水猛涨，将邓通困在一个孤岛上的人家中，一连八、九天；虽有孤灯，却不知引火煮饭，又冷又饿，寄死人家”。由此可见，邓通在长安消失后未死，他死在中江，被其党羽葬至荥经山中。“蜀郡严道铜山”为邓通开矿铸钱地既有“正史记载”，又为近年来考古挖出的“邓通钱”实物所证；还有其铜山镇“墓地”及“邓通庙”在,显然是事实存在了。但是：历史上邓通及其党羽部下在“蜀郡”开矿铸钱的“铜山”仅有“严道铜山”一处吗?目前众说纷纭,尚可商讨。以今日之德阳市中江县广福区即原“铜山县”为例。一则：唐代地理著作《十道记》关于在唐调露元年正式建的铜山县说明中有：“铜山县，本蜀道铜山之治。汉文帝时，邓通铸钱即此地。”这表明唐代铜山县的辖境在汉代已为邓通过铸钱之所。二则：古严道县与铜山县地理位置相近,均为四川省内铜矿丰富区；若泛指“蜀郡铜山”,则今广福镇(原“古铜山县”辖,亦在历史上盛产铜)或亦在其列。三则：古铜山铜矿在汉代已有开采,有历史记录。四则：现在广福镇“文史展室”中列有2枚“汉五铢钱”,据介绍是“邓通钱”，在本地铜窑中发现。因此，无论“蜀郡铜山”是专指“严道”，还是泛指省内多地，反正汉文帝让邓通在今四川境内长期开矿铸钱是历史事实。此外，至今仍在中江广福镇广泛流传的种种邓通开矿铸钱的民间传说亦可视为“口口相传”之“口述史”，可供史学界有识之士参考。又有人说：汉文帝让邓通在“蜀郡铜山”开矿制之铜钱优，可与“吴钱”抗衡。此说纯属饮鸩止渴之言；若任“吴邓钱布天下”，置朝廷何在？问题不在于“吴”“邓”，而在于文帝没有采取果断措施“垄断货币发行权”，形成诸候王势大，邓通借铸钱成为巨富，自败金融全局，危害了国家安全和民生安宁。　　　　

　（二）、江苏、徐州铜山及安徽铜陵是汉武帝得以开疆拓土经济、货币政策下开矿铸钱之重地。

　　汉景帝即位后，罢免邓通并抄其财产追债，平定“七王之乱”，重新“垄断货币发行权”。景帝平乱之后，推行“无为而治”，与民休养生息，顺乎民意，渐渐形成“盛世”，积累了不少国家财富，强化了中央集权制。至汉武帝雄才大略，不仅牢牢地守住了“货币发行权”，而且严密地控制了“天下铜山”。在徐州铜山、安徽铜陵开矿铸币支持其连年征战。汉武帝从几次“币制改革”的经济后果认识到：“币制改革的核心不是造钱，是控铜；没有铜山，就难有稳定的金融；没有财政金融的支持，强汉盛世无从谈起”。徐州铜山如同今日之“金矿”一样，被汉武帝垄断经营，开采量极大，所铸之“汉五铢”钱极多。据史料记载：到西汉末年，由上林三官（似今日之独占货币发行权之中央银行）统一铸造之“汉五铢”钱多达280万亿枚，且品相好，信用度高，连续流通700余年，成为我国流通时间最长的古铜币。正是有了这些以国家统一“信用”和“财富”为支撑的“铜币”，才保证了当时财政对于“战争”、“救灾”、“外交”与民生多方面的巨额支出，成为汉武帝开疆拓土、巩固政权的重要支撑。汉武帝的成功固然离不开“文景盛世”的无为而治所积累的巨额财富，但其坚决执行的经济政策和货币政策也是其综合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统一货币发行权——控制铸币原料铜山”尤其引人注目。汉武帝采取的“国家垄断经济政策和货币政策”固然有其具体的历史背景和时代限制，但其中的主要举措至今确实值得今日之中国借鉴与深思。汉武帝采取的“经济政策、货币政策”主要内容有：①统一铸币权（这是秦始皇建立大一统中央集权体制中“统一货币”的重大进步）：废除郡国铸币权，由“上林三官”统铸造“五铢钱”，禁止私铸，通过控制货币发行获取货币税。②发行虚值货币：曾强制诸侯购买定制40万钱的“白鹿衣币（皇家园林中圈养之白鹿衣制）”作为朝贡衬垫，发行银锡合金的“白金币”，利用虚高定价掠夺诸侯与富商财富。③“盐铁官营”——垄断暴利行业。④征收“财产税”。⑤设立“武功爵”——视武功可以允许私人购买爵位，所得款为中央财政收入。上述举措，虽有瑕疵，但势在必行。汉武帝年迈时，对自己的一生曾在轮台“罪己诏”中回顾，当然，“货币政策”在他执政时期的作用也值得后人深思。　　　　

　　（三）、云南虽无“铜山”地名，却多有优质铜矿。清朝“三藩尤其是吴三桂藩王”开矿铸钱——“利用通宝”、“昭武通宝”、“洪化通宝”、“裕民通宝（耿精忠铸）”流通于云南、贵州、福建几省，吴三桂等籍此大肆购入军马、兵器，开展贸易、盘剥百姓，进而叛乱，势力达云、贵、川、湘、桂并联合粤、闽，占据长江以南半壁江山，“三藩之乱”，对康熙王朝代表的整个国家危害极大。

　　这显然是汉文帝时以吴王刘濞为首的私自铸币“七王之乱”的翻版。康熙王朝在以武力尤其用重金购置之“红衣大炮”镇压了“三藩之乱”后，进一步加强了对“云南铜山”的直接控制，并在云南境内优质铜矿及安徽铜陵等处铸造量足精美之“康熙通宝”流通全国，从一个侧面巩固了“削藩”成果。由此可见，在封建社会中之“乱世”、“盛世”的形成过程中，一个王朝能否“统一货币（包括对其原材料如铜山的垄断）”的作用关系非浅。　　　　

　（四）四川在中国货币史中的独特地位。

　　四川一省虽地处内陆，但在历史上有10世纪末北宋初年在成都地区诞生的中国乃至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有汉文帝赐于邓通开矿铸钱的“蜀郡铜山”，有明末清初张献忠之“江口沉银（其中有大量银锭、银钱）”，有诞生于1902年（由成都造币厂造），流通于康巴地区，抵制外币充斥，维护国家利权的“四川藏洋”（见张策刚先生著《中国康巴地区货币史》189页），还有正在研究确认之“古蜀三星堆贝币”，有为了弥补铜钱原料一时之不足而在特定区域（四川、陕西、两淮）流通的宋朝铁钱（“宋元通宝”），有在红军“川陕苏区（今广元等地区）”流通过的“红色货币”——例如“百钱衣”等珍贵文物。以上“七个方面中国钱币史中之独特”，不能不使国内外所有“钱币文化”研究者格外瞩目。“人无我有就是市场竞争之优势所在”。仅以“蜀郡铜山”而言，不管是特指“严道”，还是泛指省内铜山，都与汉文帝赐于某一个个人（邓通）拥有铸造、发行国家货币的那一段中国货币史、经济史有关。邓通其人也因此在各种形式的文化传播中“遗臭万年”，在汉《史记》、明《警世通言》、小说《水浒传》、《金瓶梅》、唐杜牧及种种民间传说、成语俗言中不乏对其戏剧性的人生的种种记载、描写、思考。他的一生对人物命运沉浮、社会时世变迁的深思也确值得各方借鉴。从秦始皇“统一货币”至今，历史已经说明：货币本身（无论是什么形态）及其制作、发行权若有闪失，非同小可。故邓通开矿铸钱之“蜀郡铜山”亦有望成为中外游客尤其是货币研究者云集之地。对于中国钱币（尤其是铜钱）的研究，亦可视为对某一种珍贵的“旅游资源”开发。对于德阳市而言：广汉“三星堆”之古蜀贝币、绵竹汉旺之“宋代铁钱”，中江广福镇（原铜山县境内）邓通开矿铸钱地（至唐还设过“铜监署”，开采至元朝尽）一则可单独深研，二则可在市委、市政府相关部门（如文旅局）和中国人民银行市县机构（钱币学会）支持下与雅安荥经市县联成一线，专题研学。　　　　

　  （五）、关于社会主义新中国以五套人民币（含各种面额的纸币和各种材质的硬币、纪念币）统一发行，强化监管历程的回顾。

　　到了近代，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不仅出现过以孙中山、袁世凯、蒋介石头像为标志的“铜钱”、“纸币”，还有一些地方性的“货币”——如“陕甘宁边区的边币”、以一些军阀、地方实力派头像为标志的“银币铜钱”——如“陆海军大元帅纪念银元（张作霖）”、四川“川花贰佰元铜钱（1926年）”，“冯玉祥甘肃铜元”等等。当时货币发行、流通的状况比秦“统一货币”前的六国货币各行其是还混乱。在社会主义新中国诞生前夕，1948年1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在河北省石家庄市成立，即发行了第一套“人民币”，有力地支持了新政权的出现，巩固和发展，彻底结束了关系国计民生的“旧中国货币混乱”现象。之前的“金圆券”、“关金券”、“袁大头”等钱币渐渐退出“流通”。后又经国务院批准陆续发行了“五套人民币（含硬币及纪念币）”，至今78年来，人民币在国内外信誉卓著。2018年3月1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币管理条例》由国务院发布——共47条，对人民币的所有涉及方面做出十分严密、详尽、明确的规定。由此可见：统一货币，垄断货币发行权，从古至今都是国之要务。至于相关“金融条法”的具体内容，既已明文规定公布，在此不再赘言。　　　　

　  （六）“中国钱币文化尤其是铜钱文化”值得各方重视。

　　中国钱币的出现及其在当今社会经济、文化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汉文帝时邓通开矿铸钱巨富的历史不仅写入正史，而且在明冯梦龙《警世通言》中有“昔日石崇因富死，铜山不助邓通穷”之断言；在清曹雪芹《红楼梦》中有王熙凤对贾链言：“你们看看你家什么石崇邓通。把我王家的地缝子扫一扫，就够你们过一辈子呢”的描写。在民间俗话中，关于钱币的说法实在是太普遍了。例如：“（世上）百味离不开盐，百事离不开钱。”“父是子的威，钱是人的胆。”“一分钱难倒英雄汉。”“当家方知柴米贵，养儿方感父母恩。”“（形容盐商）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有钱能使鬼推磨。”“（形容司法腐败）衙门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穷在路边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中国戏曲有世人津津乐道之名剧《十五贯》、《罗汉钱》。开矿铸钱的巨富邓通饿死亦衍生成语“不名一钱”。“（形容一个人只图谋利）钻进钱眼里了”……。既然在历史与今日现实中，钱币尤其是中国铜钱已经形成了如此广泛的文化，我们就不能不重视。有人说：“君子谋于义，小人谋于利。”其实，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现实生活中谋利之“小人”是客观存在的大多数。“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衣食足而礼义兴，仓廪实而知礼节。”人谋利无错——“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而己；即使“无道谋财的种种现象”，在社会中亦广泛存在。对此，我们只能直面历史，直面现实。治国须理财，当家须管钱。

　　基于以上思考，我有两点建议：　　　　

　　一、将“蜀郡铜山”打造成为中国钱币（尤其是铜钱）文化的重要旅游景点。

　“蜀郡铜山”——无论是特指“严道铜山”还是所有“蜀郡铜山”，应该说都有一定根据。一则是因为均是特指汉文帝对其宠臣邓通赐矿铸钱一段历史事实，二则是因为两处矿山均在相距不远之一省境内。中江广福镇确实在古铜山县境内，铜矿自汉到元开采近千年，现存有元代窑两处。历史记载盛时有矿窑200多处，唐时在此设有“铜监署”。有这样独特历史及遗迹，加之又有“邓通币”出土，值得与雅安荥经之“严道铜山”遗址联手考证，共同开发，打造成为中国钱币（尤其是铜钱）文化旅游景点。眼下，我们已经看到：宋“苏易简”等名人重臣在广福是家乡骄傲，镇政府打造“状元故里”使山乡生辉。广福镇有清澈玉江水，两岸有包括《铜陵纪胜碣》名文在内有古迹尤其是唐代摩崖石刻，皆使家乡人自豪。与此同时，我认为：邓通开矿铸钱之“古铜山”亦不宜掩饰。邓通是“佞臣”也好，“小人”也罢，总是闻名全国的历史名人。同样是广福镇不可多得的文化旅游资源。因此，古铜山县还是中国钱币（尤其是铜钱）文化不可回避的历史遗址。而且，邓通的行为系汉文帝赐，“铜山”之矿产并无错可言，古铜山之人更不该以此蒙羞。甚至可以说：若无古铜山之经济繁荣，则无此地“书院林立”，“三苏”家族为代表之地方文人群体亦难以崛起。若能将“蜀郡铜山”与本文前述之“徐州铜山”（目前，江苏徐州铜山已在保护此处开矿铸钱遗址，开展“钱币文化旅游”活动）等联成一线，由文旅部门开辟“中国铜钱遗址游专线”，于人于己，功莫大焉！若能到此以“铜”为镜，以“人”为镜，以“史”为镜，游者岂能无感？尤其对于钱币文化爱好者和广大青少年，必不会放弃此种专题旅游。　　　　

　　二、筹划将中国钱币（尤其是铜钱和在四川历史上出现的7种独特的钱币）“申遗”事宜。

　　在“中国春节”，“中国大运河”等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现象陆续成功“申遗”之后，我认为“自秦始皇统一货币至今，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疆域辽阔，地区经济发展差异极大的多民族国家内延续2000多年的钱币（尤其是铜钱）体系”是世界奇观，中国独有，全人类共同值得拥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虽然我个人对“申遗”程序知之甚少，对“钱币”文化也不甚通晓。但既在人民银行工作多年，又曾为德阳市钱币学会会员，总想在垂暮之年为自己曾奉献过热血的金融事业和生存多年的“蜀郡”文化发展建言献策。文中一孔之见，差错之处甚多，尚望各方专家、文友不吝指正。　　　　

　　附1：《1993年5月27日德阳市钱币学会成立暨广汉三星堆海贝与西南丝之路货币经济学术研讨会合影》一张，时任会长为张策刚先生。

　　   附2：德阳市老科协社文委党支部书记马联松先生的文章《关于中江铜山文化建设中增加并加强钱币文化传承挖掘的建议》一份。